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我想不但是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没有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我想他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应该是真实地反映了，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最近莫言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的观点，“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
事情的起因是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司马南先生，在其个人媒体帐号上上传的一段视频，其标题名曰《莫言：我有一种偏见；陈先义：我也有一个看法！》。在视频里，这位自称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的司马先生，截取出2005年莫言在香港公开大学演讲中的一个片段，并对片段中（本文文首处）的莫言关于文学艺术的偏见进行了深刻批驳。
首先，司马先生先声夺人，一上来就对莫言进行了一次降维打击，
莫言先生对山东高密的老乡来说，那是我们这儿出来的文曲星啊，现在文曲星下凡，现在在北京，像莫言这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说出话来，大家特在意，你知道吧。山东一些地方，给莫言盖房子，搞纪念馆，不得了了，中国得诺贝尔文学奖还得了啊。而且人特谦虚，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接着，司马先生更是言之凿凿地质问，
人民群众的赞歌咱唱唱能咋的？歌颂祖国咱唱唱行不行？歌颂母亲行不行，歌颂友谊行不行？歌唱我们美好的新生活行不行？这赞歌都不唱了，这文学艺术变成什么样了？这事儿！还有文学艺术概括太多了，咱不说艺术──所有的都概括。咱就说文学吧，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还有电影、电视剧、什么现在的网剧，你首先有个文学的本吧，也离不开文学，对不对？都不唱赞歌，不让歌颂。如果歌颂就完成不了人性的救赎了？
随后，司马先生绘声绘色地指出，他在仔细温习了几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后，发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跟莫言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司马先生还义正严词地强调，朱德元帅曾经也批评过一些不同意给红军歌功颂德的人；同时司马先生也特别强调，从1942年开始，由中共领导的文艺创作百部优秀文艺作品名单里，没有莫言得诺奖的作品。
最后，司马先生还列举出曾任《解放军报》文艺部副主任的陈先义先生的故事，他说道，陈在全国支援武汉时，曾写文章建议文艺家重新读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并建议大家去歌颂冒着危险去一线抗议的白衣战士，结果引来一众公知的口诛笔伐，而这些人主张的正是莫言的那一套文艺理论。
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吗？怎么可能呢！文学艺术不仅是唱赞歌的工具，而且要大唱特唱。赞歌人人都爱听，何乐而不为呢？当大家都认为国王穿着全世界最华丽的衣裳时，又何必戳破呢？正如视频里引述的陈先义先生的雄辩之词，“再读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如闻洪钟大吕”，看完司马先生的视频，其音容笑貌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司马先生不愧是反美路上的坚强斗士，人民前进道路上的指南针！
不得不说，我们的司马先生在演说技巧上无疑要比莫言高超得多，他知道语速在哪要舒缓，在哪要急促，更知道语调在哪要低沉，在哪要高亢；而农民出身的莫言，在演讲这方面显然没受过专业训练。在情商方面，我们的司马先生也更加机智，他深刻地懂得党和人民想听什么，爱听什么；而曾当过几年兵的莫言，却还在固执地认为“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我们的司马先生更是擅长融入群众，发动群众，在他的感召下，他视频的评论栏里写满了对打倒莫言拍手称快和对莫言作品人品口诛笔伐的留言；而总是忍不住乱说话的莫言，至今却如其笔名一样，一言不发。
在司马先生唱赞歌精神的照耀下，写下这篇对司马先生的赞歌。祝愿司马先生在日本喝酒时，不会再被别有用心之人拍了照；在美国和家人团聚时，别再被电梯夹了头。